我是甘孜县邮政分公司长途邮车驾驶员、驾押组组长其美多吉。

　　1963年，我出生在德格县龚垭乡，家里有8姊妹，我是老大，那时家里十分贫困，初中没读完，我就回家干农活了。

　　小时候，我们那很少见到汽车，路过的，主要是绿色的军车和邮车，每次我都会追着跑。18岁那年，我买了一本汽车修理的书，慢慢琢磨着学会了修车和开车，在家乡还小有名气。

　　1989年10月，德格县邮电局有了第一辆邮车，公开招聘驾驶员。我会开车，还会修车，被选中成了全县第一个邮车驾驶员，感觉特别光荣。

　　10年后，单位把我调到甘孜，跑甘孜到德格的邮路，这是我们甘孜海拔最高、路况最差的邮路。这条路，大半年都被冰雪覆盖。冬天，最低气温零下40多摄氏度，路上的积雪有半米多深，车子一旦陷进雪里很难出来，积雪被碾压后，马上结成冰，就算挂了防滑链，车辆滑下悬崖，车毁人亡的事故也时有发生。夏天，也会经常遇到塌方和泥石流。山上的碎石路，很容易爆胎，换轮胎特别费劲，近百公斤的轮胎，换下来要一两个小时。每次轮胎换好，人已经累瘫了，嘴里一股血腥味。

　　在邮路上，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遇到“风搅雪”，它就像海上的龙卷风、沙漠的沙尘暴，狂风卷着漫天大雪，能见度极低，汽车根本无法行驶，全靠一步一步摸索探路。有一次，我的同事邹忠义，在山上遇到了“风搅雪”，邮车滑到了沟里。他爬出邮车背着机要邮袋，连走带爬了6个多小时，找到救援时，双手已严重冻伤，直到第二年雪化了，邮车才被吊上来。

　　我们每一个邮车驾驶员都被大雪围困过，当过“山大王”。被困山上时，寒风裹着冰雪碴子，像刀子刮在脸上，手脚冻得没有知觉。晚上，为了取暖和驱赶狼群，我们只有生火，单位培训告诉我们，人在，邮件在，紧急情况下，除了邮件，什么都可以烧，最困难的时候甚至连备胎和货箱木板都拆下来烧过。有一次遇到雪崩，我和同事顿珠用水桶和铁铲，一点一点铲雪，两天两夜才走了1公里。同事德呷，曾经被困过整整一个星期。所以，我们每次出班，都会准备两三天的干粮。

　　有人跟我说：“多吉，你不是在开车，而是在玩命！”其实，我也知道生命的宝贵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生命不仅是自己的，也是家人的、单位的，我们永远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。值得骄傲的是，我们车队从未发生一起责任事故。

　　在邮路上，孤独是最难受的，有时可能半天遇不到一个人、一辆车，特别是临近春节，几乎看不到车，我就更加想家，想家的时候，我就唱歌，唱着唱着我就唱不下去了……别人在家跟父母、子女团圆，只有我们开着邮车，离家越来越远。30年来，只在家里吃过5次团圆饭，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。但我知道，乡亲们渴望从我们送去的报纸上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，盼望亲人寄来的信件和包裹。乡亲们都说，每当看到邮车，就知道党和国家时时刻刻关心着这里。所以，再苦再难，我们的邮车都必须得走。

　　“别人有困难，我们一定要帮，不能把邮路的优良传统丢了”，这是一代代邮运人传下来的一句话，我从未忘记。

　　1999年的冬天，我看到一辆大货车停在雀儿山的路边，我赶紧下车询问。司机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我们是去拉萨的，车子坏了，困在这已经两天了，求你帮帮我们。”过去，藏区交通很落后，货车载人是常见的事，那辆车上有30多个人，有老人、妇女和小孩，他们非常焦急。我一边安慰他们，一边赶紧帮他们修车。经过反复尝试，终于找到了问题，修好了车子，他们都非常高兴，围着我，用最朴实的民族方式为我祈福。

　　2010年6月的一天，快到雀儿山垭口，我看到一个骑行的驴友，躺在路边的石头上。我马上下车查看，那个小伙子说他只是感冒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可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，感冒是最要命的，我看他脸色不对，坚持把他扶到邮车上。刚上车，他就昏迷了，我赶紧开车下山，把他送到医院。医生说，如果不是及时下山，命可能就丢了。

　　过去，邮路上意外和危险经常会发生。2012年9月的一天，我开着邮车返回甘孜。晚上9点多，路边冲出一帮歹徒，拿着砍刀、铁棒、电警棍，把邮车团团围住，我冲到邮车前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他们就一阵乱打乱砍，我昏了过去。

　　后来才知道，我被砍了17刀，左脚骨折，肋骨断了4根，胳膊和手背上的筋也被砍断，头上被打了个大窟窿。现在，除了脸上和身上的伤疤外，我还有一块头骨是用钛合金做的，天气一凉，就像一块冰盖在头上，晚上睡觉，必须戴着棉帽，不然就疼得受不了。

　　我经历了大大小小6次手术，医生说，我能保住命，已经是个奇迹了。出院后，我的左手和胳膊一直动不了，就连藏袍的腰带都系不了。作为一个藏族男人，连自己的腰带都系不了，还有什么尊严。那一刻，我流泪了。

　　很多人觉得，我就算活下来，也是个废人，可我不想变成废人。我四处求医，几乎绝望的时候，在成都遇到了一位老中医，他告诉我，我左手和胳膊上的肌腱严重粘连，必须先把粘连的肌腱拉开，但是这种破坏性治疗会特别痛。我说：“只要能再开邮车，什么痛我都不怕。”

　　老中医让我抓住门框，身体使劲往下坠，每次要一两个小时。我痛得浑身是汗，死去活来。就这样，硬是把已经粘连的肌腱，活生生地拉开了。治疗两个多月后，我的手和胳膊，居然真的可以抬起来了。

　　受伤期间，最担心我的，是我的妻子泽仁曲西。她一直为我担惊受怕，我最亏欠的就是她。

　　受伤一年半后，有一天停水了，我和妻子去提水。两个7公斤的塑料桶，我试着提了起来。那是我受伤后第一次提起这么重的东西，我很兴奋，往前走了几步，发现她没有跟上来，我一回头，看到她正在擦眼泪。那是我受伤后，第一次看到她哭。在我生命最危急的时刻，她都没有当着我的面哭过。看到她哭，我也哭了……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，在我生命中，她是那么重要。

　　身体基本恢复后，每天看着来来回回的邮车和同事们忙忙碌碌的身影，我实在坐不住了，整天想重返邮路。领导跟我说，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。但我想，是组织的关心和同事的帮助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人要凭良心做事，我必须回报。直到第6次提出申请后，我才重新开上了邮车，带着一颗感恩的心，回到雪线邮路。

　　2017年9月26日，雀儿山隧道开通了。我开着邮车，作为社会车辆代表第一个通过，以前过雀儿山需要两个多小时，现在只要12分钟就过去了！这条“人间天路”让我感叹，我们的祖国太伟大了！

　　30年来，我从邮车和邮件上，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。我的邮车从最开始4吨，换到5吨，再到8吨，到今天的12吨；邮车上装的是孩子们的教材和录取通知书、报刊和机要文件，还有堆积如山的电商包裹，我知道这些都是乡亲们的期盼和藏区发展的希望，是伟大中国梦实实在在的成果。

　　2016年5月和2017年4月，我两次到首都北京，代表康定至德格邮路车队领取奖牌，受到交通运输部、国家邮政局、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领导亲切接见。那是在大山里开车的我，做梦都没想到的。回来后，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现在，我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。今年，我被中央宣传部授予“时代楷模”称号，并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，我感到无比光荣。

　　我知道，我所取得的这些荣誉，不仅仅属于我和我们车队，也属于坚守在雪线邮路上一代又一代的邮政人和交通人，属于广大藏区的各族同胞。

　　如今，我的小儿子扎西泽翁，也成了一名邮运人。最小的徒弟洛绒牛拥，也可以单独开车上路了。

　　跑了30年的邮路是寂寞和艰辛的，但这是我的选择，从来没有后悔过。

　　雪线邮路是我一生的路！